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中国心理精神医疗机构的形象都饱受非议。在国外，一些人抨击中国利用警察体制的精神病院作为监狱。而在国内，精神医疗机构长期以来只是被视为一种糟糕但却不得不设立的机构，用来安置那些极度烦躁和严重反常的人。
这种状况正有所改变，至少在中国的城市是这样的。在专业心理咨询和精神医疗空前需求的背后，是不断增长的财富和对幸福生活的期望。与此同时，精神医疗机构的数量正快速增长，也在变得越来越专业。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人对于精神医疗的需求早已有之。毕竟，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普遍贫困和一系列政治运动无疑造成人们生活在很高的压力之下。中国科学院精神病研究院的副主任张建新称，中国城市居民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一方面是来自于要挣钱养家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和邻里间在社会地位上的竞争。这导致的后果就是抑郁和焦虑等精神疾病患者的不断增加。中国国家疾控中心估计，有一亿中国人患有这样那样的精神疾病。
张博士说，专业心理医疗的坏名声现在已开始逐渐消退；同时，那种要求人们靠自制来压抑精神困扰或者在家庭内部解决的过时态度也在慢慢消失。不过，专业心理医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上海市妇联今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的上海家庭都受到压力的很大困扰。然而，仅有2%的受访者承认他们寻求过专业心理治疗的帮助，而只有19%的人表示他们也许会考虑专业心理治疗。
中国精神医疗领域的专业人员依然短缺。据中国精神医师协会的官员估算，中国仅有17000名注册精神医师。按照人口比例来算，这一数量仅仅是发达国家的1/10。精神疾病经常是由全科医生诊断治疗，而这些医师往往只是开一些抗抑郁的药物敷衍了事。
至于心理咨询和其他专业理疗，由于没有统一标准，仍然要走很长的路。中国规模最大的一项心理咨询专业人员的培训计划是由一家政府劳工部门设计和管理的，而这一部门竟同时审查监管着厨师、驾驶员和技工的资格认证。
而在学术领域，中国的心理专家越来越多地参与了国外同仁的研究，并试图寻找一个将现有心理医疗理论应用于中国人情感的方式。张博士称，行为和认知疗法被证明是有效的，但是中国患者对于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似乎不太适应。弗洛伊德强调儿时的创伤和内心的性冲动是很多精神问题的根源。
但所有这些对于克里斯腾-索格森（Kirsten Thogersen）博士来说都很有意义。索格森博士是一位在中国有着十年经验的心理专家。她说，西方的认知和行为疗法对于治疗中国患者的焦虑和恐惧有很好的效果，因为这些疗法是调整人们行为的。但是类似社会关系这样的心理学领域，许多问题都与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索格森博士说，中国的社会心理专家会在这些领域构建他们自己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