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心理所后，他主要负责领导开展有关感知觉心理、劳动心理、航空心理和工程心理等方面的研究。６０年代他曾开展关于记忆专题的研究，指导有关人员一方面以实验室方法，分别运用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及信息理论，研究不同感觉通道（视觉、触觉、听觉）对识记的影响，以探讨识记的心理机制；另一方面，又紧密结合教育实际，研究初中学生对四字短句、文言短文等识记方法，并对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识记过程作了比较分析，力图改进教学方法。
他一贯坚持和维护心理学的正确研究方向和理论观点，为扭转１９５８年心理学界开展的所谓“资产阶级心理学批判运动”的错误，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心理学基本理论的论文，使心理学研究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他顶住极“左”思潮对心理学的袭击，抵制姚文元对心理学研究的诬蔑和破坏，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被错误地扣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大帽子，受到错误的审查、批判和斗争。１９６９年初，当他感到身体不适时，医院确诊已是肝癌晚期，于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４日不幸逝世。１９７８年６月１０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倡导以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心理学研究
早在３０年代末，曹日昌即提倡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创建新心理学的方法，写了“新心理学方法的建立”（１９３９年）一文。他用宇宙事物的运动发展中三条普遍法则：矛盾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和否定之否定律解释心理现象和心理学的发展，写有“心理现象中的辩证法则”和“心理学的辩证法的发展”（１９３９年）等文章。１９４３年他又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心理测验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剖析，发表“心理测验的几个原则的问题”，这是他心理学理论研究的一篇早期代表作。该文首先回顾了心理测验的历史，并指出心理测验发表了４０年，之所以“没有巨大的进步”，在于“对几个原则的问题始终没有圆满的解决”。他以量与质、片断与整体、限定反应与自发表现、表象的测量与本质的理解等几对范畴的辩证关系，分析了在心理测验过程中存在的重量的多寡而轻质的分析，重片断的反应而轻整体的特质，重限定反应而轻自发表现，重表象的测量而轻本质的理解等现象，从而为构建新的心理测验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些辩证的分析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主张我国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应建立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基础上。他坚持列宁“反映论”的基本观点，强调心理学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人的反映过程；心理学应当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为自己的基本观点，并认为由于心理现象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两方面，因此必须并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依赖于社会实践的心理现象。他曾说：“在心理学研究工作中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研究选题服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解决的心理学问题。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在实验研究中就要坚持心理是脑的活动，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这一基本论点，要从客观世界对人的作用和脑的机制来了解心理活动，不能仅以心理活动解释心理活动或把心理活动看作可以脱离现实刺激和脑的活动规律而独立的现象。人的心理是在实践活动中，也就是人和客观世界的交互作用中产生的，也是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心理学研究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也就是贯彻实践的观点”。这是他晚年重要理论贡献之一。
坚持和维护心理学的正确研究方向和科学方法
１９５８年８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开始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所谓“资产阶级心理学批判运动”，批判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表现的对人的心理的生物学化、生物决定论和忽视阶级性等观点，并涉及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在批判中指出了在心理学教学和研究上值得注意的问题，但也有不少错误的看法，如由批判生物学化，而认为心理学不应从进化史上研究意识的发展；由批判生理决定论而认为心理学不应当研究人脑的活动规律或心理的生理机制；由批判忽视阶级性而认为只有阶级心理，没有共同的人的心理活动规律，更进而主张心理学完全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任务只是研究“工人阶级的心理”和“********的精神面貌”等。甚至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相混淆，造成心理学界的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曹日昌在１９５９年发表了“关于心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心理学界的争论”、“心理学研究什么？”、“由学术批判明确心理学的研究任务”等一系列文章，并组织心理学界开展学术争鸣。在１９６０年召开的中国心理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曹日昌在会上作了“心理学学术讨论的收获”的总结性发言。明确了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应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把重点放在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上，同时也不应忽视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心理学的对象既要研究阶级的特殊心理活动的规律，也要研究人类心理的共同规律；在研究任务上，心理学要研究的是人的心理或反映的形式、过程而不是内容；心理学要研究意识问题，目的是解决意识的起源、发生和发展，如何反映客观现实等问题；在研究方法上，除阶级分析外，还须并用其他方法；在学科性质上，心理学应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中间科学；并提出心理学研究工作的总目标是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迅速地建立起密切结合我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他的讲话起到了澄清混乱思想的作用，使心理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１９６５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社会上又掀起了极“左”思潮，姚文元化名“葛铭人”在报上发表文章，题目叫“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他在这篇文章中，斥责杭州大学校长陈立等发表的一篇“色、形爱好的差异”实验报告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抽象地孤立地研究“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人们对色、形爱好的问题”，借此抨击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实际上，此文从根本上否定了对色、形爱好进行客观地科学实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曹日昌顶住这股逆流，他认为科学实验必有一些抽象，才能寻求某些一般的规律，坚持心理学需要应用单因素分析的实验研究方法。
对学习、记忆心理学的主要研究
１９４８―１９５０年间，曹日昌从事关于分配与集中学习的实验研究，包括三部分：时间与练习的数量；材料的意义与练习的分配；对偶与连续字表的学习。研究结果均发表在当时英国《实验心理学季刊》上。关于时间与练习的数量研究是在相同时间内做相同次数或不同次数的练习，观察所发生的效果。此问题进行了两项实验，一项是用镜画实验（１６个受试者）；一项是用无意义音节实验（４０个受试者）。两个实验的结果是用相等的练习次数，分配学习比集中学习更有效。在相等的时间，集中学习即更多的练习能达到较高效率。关于材料的意义与练习的分配研究（２４个受试者），结果表明，在学习低意义音节时，分配练习比集中练习有更高效率，但在学习高意义音节时，此两种方式的学习效率只有小的差别。这表明分配和集中学习的效率如何，学习材料的意义性是主要因素。研究对偶与连续字表的学习（２４个受试者），结果表明对偶学习，分配和集中学习效率只有很小差别或无差别，连续字表的学习是更复杂的学习过程，分配学习的优越性较突出。这时期他还进行了有关图形再认的研究，发表在英国《心理学报》上；镜画学习中练习分配的转变和混合分配的实验以及分配与集中学习的抑制学说的研究，发表在美国《实验心理学报》和《普通心理学报》上。
６０年代初，曹日昌又开始进行有关记忆的研究，他在以前做过的关于图形记忆再认的实验研究基础上，研究时间间隔对触觉――动觉定位的影响。图形记忆再认实验是给受试者呈现一个图形，过了一定时间间隔之后，给他呈现一系列的类似的图形，要受试者再认原来的图形或在呈现的系列中指出原来图形所在的范围。结果见到：随着时间间隔的增长，受试者把近似图形当作原来图形的越来越多，指定的原来图形所在的范围越来越大。曹日昌认为这是泛化现象，它和条件反射实验中所看到的泛化现象有一定的共同性。他为巴甫洛夫研究泛化和扩散作用时利用皮肤机械性刺激在动物身上做的实验所启发，运用了触觉定位研究记忆中的泛化现象。其实验结果有三：１．触觉――动觉、触觉、动觉定位的误差，随施用刺激后与实行定位间的时间间隔的加长而增大。２．上述现象和图形、语文材料记忆中的泛化现象（不能区别相似图形、记住梗概、忘却细节等）有一定共性。３．刺激引起大脑皮层一定点的兴奋，兴奋点影响它的邻近部位，随着时间间隔的加长，这种影响在强度上逐渐减弱，在范围上逐步扩大，可能就是记忆中泛化现象的生理基础。这个实验研究的设计思想和结果，以及只由他本人一人做主试者与受试者的作法，当时令人感到十分新颖和具有独到之处。
曹日昌在记忆研究中注重运用唯物辩证法，如他认为记忆的发展是一种动力过程。人在记忆时能够对经验分类分组，是由于社会实践中有储存物质的分类分堆的经验，没有社会实践中的分类分堆，人在识记时对材料分类分组是不可想象的。他最早对瞬时记忆和长时记忆进行了介绍和研究，并根据记忆过程运动发展的观点分析二者的关系。他说：“一切事物过程都是有阶段性的，在每个阶段中又各有特殊的矛盾，记忆当然也不例外，识记材料呈现一次后的瞬时记忆是记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这里的主要问题是痕迹形成的问题，主要矛盾是材料内部项目间的相互干扰，如果把这种干扰减少到最低限度，记忆保持就可较久，使瞬时记忆也具有长时记忆的一些特点，但在一般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要使记忆保持较久，必须进行复习，复习是重温瞬时记忆，使之延长保持时间。我把这一阶段的记忆称为短时记忆。这里的主要问题是痕迹的巩固，主要矛盾是和有关经验的关系，表现为迁移促进和前摄与倒摄抑制。形成了稳定的、巩固的记忆之后，保持可以持续长久的时间，是长时记忆。这里的问题是能否回忆，也就是痕迹的恢复或运用问题，主要矛盾是回忆线索，回忆线索正确完整，导致正确完全的记忆，线索错误引起回忆阻碍或错误的回忆”。这是他在记忆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见解。
１９６２年曹日昌指导了一个记忆专题组，他提出了记忆心理学发展的三个方向：一是生理机制，从生理、生化各方面研究神经组织中的变化与记忆保持的关系；二是记忆效率，从教材组织、识记方法、强化方式等研究提高记忆的效率；三是储存模拟，比较人的记忆和机械的存储系统，以提高存储器件的效率和了解人的记忆的机制。他根据当时的人力、条件安排了具体研究课题：①青少年记忆发展，研究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生的记忆特点，提出改进青少年记忆方法教学的建议；②不同分析器活动对识记效果的影响，研究视、听、触、运动等分析器同时与相继活动对相同与不同感觉材料的识记效果的影响，藉以探索记忆的生理机制和较高效果的识记方法；③由瞬时记忆到长时记忆发展过程各阶段的特点，首先从事瞬时记忆的特点和长时记忆恢复的条件的研究，探索有效识记和回忆的方法；④记忆不同发展阶段特征的脑电图谱的研究，用脑电描记方法研究记忆过程的生理机制。可见曹日昌对记忆心理学的研究与发展有他自己系统完整的见解，对记忆专题从不同方面各个角度作了进行研究的部署。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一些研究课题发表了实验报告，如初中学生的识记方法（四字句、文言文、白话文）；视、触识记与再认形象的研究；视、听语文材料同时识记的干扰与相对优势的研究等。后因“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这个全面的部署可惜中断了。
兴建和发展我国的心理科学事业
１９５０年，曹日昌一到中国科学院，便兼任心理研究所筹备处副主任，同时作为负责人之一筹备中国心理学会。１９５１年心理所成立，兼任所长。他对心理研究所的成立和中国心理学会的重建都付出了心血。他联系全国各个设有心理专业或课程的高等院校，团结全国广大的心理学工作者，制定中国心理学研究发展的远景规划，展开大规模的协作研究，学习国外有关心理科学和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改造旧心理学，推动心理学的研究工作朝既广泛又深入的方向发展。他亲自带头并发动、组织同行工作者翻译和撰写有关心理科学的专著、论文，并筹划出版的有关事宜。特别值得提及由他主编的《普通心理学》教科书（１９６３年出版），该书是１９６１年文科教材规划规定编写的供综合性大学、高等师范院校心理专业和教育专业使用的一部基础课教材。他以苏联Ａ．Ａ．斯米尔诺夫（Ｃмирнов）著的心理学教科书为蓝本，参考美国Ｅ．Ｇ．波林（Ｂｏｒｉｎｇ）、Ｒ．Ｓ．武德沃斯（Ｗｏｏｄｗｏｒｔｈ）等人的心理学著作，尽量采用国际上最新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的材料编写而成，具有较高学术水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心理学工作者编著的第一本普通心理学教科书。曹日昌毕生致力于发展心理学事业，他曾当选为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心理研究所学术委员、《心理学报》主编等，对我国心理学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赵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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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页：中国心理学家曹日昌心理学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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