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美国《纽约时报》的摄影记者，5月17日晚通过解放军工兵部队刚刚打通的由都江堰至四川省汶川大地震核心重灾区映秀镇的简易公路进入映秀镇采访。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大地震，引起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灾区内经常可以看到外国记者的身影。
“我心里睹得慌，生命在灾难面前无能为力！所以，请你不要再让我回忆现场、谈感受了！”
“灾区太惨了，新闻与人的生命比起来微不足道。哪儿都一样，你没去过，你不懂！”
“日本救援队的人会觉得救不出人而感到自己太无能而辞职，我同样也有这样的心理压力。”
“在那边活着都觉得内疚。”
这些都是一些亲历四川地震现场的境外媒体记者的感言。
每天面对大量被挖掘出的遗体，耳边充斥着受灾者失去亲人的哭喊，背负“新闻现场”使命的境外媒体记者们心情日益沉重，加上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无疑都加剧了他们的心理问题。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有香港记者在回港后因不自控地感到哀伤，主动向当地“生命热线”求助，经评估后被诊断患上了早期忧郁症。
首批深入四川地震的境外媒体记者在返回后，不约而同地有了心理包袱。
俄新社记者谢平跟随俄罗斯救援队在四川地震现场采访，虽然返回北京已经四天，但他向《国际先驱导报》坦言，自己这几天晚上一直做噩梦，食欲也不振。“可能以后都不会有比这再恐惧的时刻！我没法用语言描述，我说不好！”
美国摄影师艾伦也有同样的感受，他是战地记者，曾经深入伊拉克战场，面对死亡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但他现在心情并未平复，“我的相机掠过一处处残垣断瓦，镜头记录的每个画面都让我心痛。”
香港无线台记者吴子敏在完成采访工作后，回酒店休息时，梦中不断闪过日间所见的片段，严重影响睡眠质量。而刚从灾区回港的记者何永康，在休息时撞到桌椅，第一时间竟然误以为是发生地震了。
半岛电视台记者那西尔是在5月13日第一批赶去都江堰参加现场报道的记者，回忆当时的场景，他向《国际先驱导报》坦言现在仍然感觉很难过，就呆在家里，也不想出去：“虽然去之前已经有心理准备，但到了映秀镇后，到处都是倒塌的楼房，到处都是冒着烟尘的瓦砾堆，我真的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
“我看到很多遇难者被夹杂在瓦砾碎件的边缘上，像夹三明治一样，有的伸出了苍白发紫的手或折曲了的下肢……令人惨不忍睹，摄影师也不能专注拍摄，要深深呼一口气才能勉强继续。”
这是香港有线电视记者吕秉权在返港后写下的亲历四川地震所感。吕秉权是第一批参与四川地震现场报道的香港记者，接到地震采访任务后，翌日清晨就深入到北川。
“走在左右布满巨石的山路旁，听到呼天抢地的嚎啕大哭，伤者趴在死去的亲人旁边，泣诉如何目睹亲人被压死。听着我心中哀痛莫名，天又在下雨，雨水、泪水、泥水夹杂着血水在流淌，大地也在哭泣。”到达北川中学后，吕秉权听到有人喊救命，他亲眼目睹了一名被困女孩向他发出的求救。
“叔叔，你能不能给我水？我快不行了。”
“叔叔，你能不能替我翻翻身？”
面对这样的请求，吕秉权痛苦难堪，他只能鼓励女孩要坚强。
吕秉权这样总结自己在返回香港后心情低落乃至抑郁的原因：“地震采访期间，种种喊救命的声音、情景和熏天的尸臭味，令人心痛无比，一生都磨灭不了。灾民及伤者的每个伤痛眼神，至今我仍然深深记忆。”
现在需要进行心理干预的，不仅包括灾民，还包括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甚至还包括了亲历现场的境内外记者。由于创伤带来的情绪并无固定模式，个别境外媒体的记者有不同程度的反应，俄新社记者谢平在面对《国际先驱导报》电话采访时突然失语：“我心里睹得慌，生命在灾难面前无能为力！所以，请你不要再让我回忆现场、谈感受了！”
凤凰卫视《冷暖人生》主持人陈晓楠在地震发生后，立刻奔赴灾区，转辗绵竹等地进行实地报道。“在采访中，我也曾从头哭到尾，但不是失声痛哭。”这位曾参与“9-11”等重大报道的女主播说：“有人问过我会不会得忧郁症，我说不会。救人的人要懂得自救。而且我不只是报道灰暗，而是从灰暗中发现亮色。”
对于近期频发的境外记者疑似“震后抑郁症”的现象，中国心理学会抗震救灾小组副组长高文斌提醒道：“境外记者第一时间走进灾区最前线直击采访，见尽生离死别的悲惨场面，若发现自己情绪受困扰，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应找专业人士协助。”
高文斌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如果梦中不时重现不快的片段，甚至令精神长期处于扩张状态，对家庭及工作生活会造成不良影响。他指出，“可保持做运动，及与亲友、同事讲述四川灾区经历，都有助克服心理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