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冈市迎春亭派出所值班室内，农妇殷小云不仅被戴上了手铐，而且嘴巴还被贴上胶布。她身上仅有的背包带一端系颈，另一端被系在床栏上，尸检报告说：“死者系索带类物体压迫颈部导致窒息死亡”。据初步调查，这属于上吊自杀。殷小云身上留下多处软组织损伤，法医说损伤是钝性物击打造成的，但由于派出所不承认殴打，已无法查清伤痕来源。武冈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天元说，警察会因“滥用械具”被追究；该院反渎局局长李晓清表示，正是由于派出所的违法行为，才酿成悲剧。该院副检察长李松成说，迎春亭派出所已第三次发生类似事故，但以前一直没追究过警察的责任。
那三个当班的警察，他们的冷漠和麻木使他们无法做到和农妇殷小云同悲，有人认为警察的职业特征决定了他们必须适度运用暴力。那么，对于这种作为公共权力的暴力应如何评估呢？
在健康的情形下，爱与觉察可以制衡和吸纳邪恶的种子。而公职人员的过度运用暴力则属于一种失去制衡的邪恶人性。美国心理学家斯科特-派克在《邪恶人性》中如此界定邪恶――“护卫或保存个人病态自我的完整，而且运用权势毁灭他人。”何谓“个人病态自我”？倘若自我不是开放的、友善的、包容的和自省的，那就必然是病态的。健康的自我在成长中不断调整和改变，而病态的自我不惜以公开的强迫行为役使他人服从自我意志。在美国加州大学圣鲁斯分校心理学系，克瑞格-汉内教授等研究人员在大楼的地下室修建了模拟监狱。为研究监狱行为，学生们自愿分成两组，充当狱吏和囚犯。由于“狱吏”们很快给“囚犯”罩上头罩，并强迫其脱光衣服，变成以欺辱他人为乐的虐待狂，原定两周的实验被迫在六天后紧急中止。一定条件下，譬如在力量对比的绝对悬殊之下，普通人也会很容易产生可憎的虐待倾向。
来自权力的暴力天然具有无餍足的扩张性。阿尔诺-格鲁恩在《同情心的丧失》中指出：“这样的暴力是不能通过发泄而减少的。它有一种自身的规律：暴力行为越多，就越要通过新的暴力行为来排斥良心。”此外，在团体心理不成熟的前提下，作为成员的个体很难主动选择良知与道德责任之路；反过来，个体泯灭良知的暴力行为一旦被推卸给团体，“整个团体的良心也会变得支离破碎甚至弱化到完全消失”（斯科特-派克语）。因为共同拥有的不良的自恋倾向，很容易让个体以团体之名相互依存并逃避基本的责任担当。倘若“运用权势毁灭他人”的具体责任者将这种“毁灭”的原因推给抽象的“权势”，就像历史上每一次浩劫和“人祸”都无人承担罪责那样，我们这些殷小云的“乡亲”就无法为她“讨一个公道”；倘若罪人的心灵不敞开，真实的爱走不进来，心理学的专业人士也就无法为施暴者解脱恐惧、拯救良心。
警察的职业特征使他们被赋予了沉重的公共权力，所以有必要从团体心理和个体心理方面，对其进行关注、训练与治疗。而心理学切罗基族的狼寓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道出警察心理学的全部秘密：切罗基族是北美易洛魁印第安人的一支，该族的长老对孙子说，他心里有两只狼，它们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搏斗：一只是邪恶的狼，充满愤怒、嫉妒、悲伤、遗憾、贪婪、自大、自怜、负罪感、怨恨、自卑、傲慢，自私。另一只狼是善良的狼，充满喜悦、和平、爱、希望、宁静、谦卑、善意、仁慈、同情、慷慨、真诚和信念。孙子想了一会儿，接着问爷爷：“那到底哪一只狼赢了呢？”切罗基长老淡淡地回答道：“我喂养的那一只。”在警察的心中，职业的特殊性会使两只狼搏斗得更为激烈。
喂养哪一只狼，不仅仅是警察作为个体的自我疗愈与心灵成长的关键，同样也是我们每一个普通公民的选择。当那三个当班的警察选择作为“压迫者”，以仇恨面对可怜的农妇，我们可曾想到，只有每一个人都找到自我并坚持韧性，只有每一个人都坚决抵御暴力征服，“邪恶的狼”的给养才能够真正被断绝。“我们没有能力在这种恨面前保护自己，其原因是我们与压迫者认同……对爱的渴望被对权威的渴望所阻碍，这样的权威允许我们免遭恐惧和恐怖的侵袭，同时也迫使我们美化压迫者。”（阿尔诺-格鲁恩语）而只有停止“与压迫者认同”，停止“美化压迫者”，未来更多的“乡巴佬”们才可能真正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对爱的渴望”喂养了那只“善良的狼”，“对权威的渴望”喂养了那只“邪恶的狼”。喂养哪一只？在这里，警察的心理学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