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种族与自杀：在美国，白人自杀率几乎是非白人的两倍，但因为黑人自杀率有升高的趋势，这一比例目前正在改变。1989年，美国男性白人的自杀率（每十万人口19.6）是黑人的1.6倍（12.5），女性白人的4倍（4.8），女性黑人的8.2倍（2.4），见图4-1。相反，Pederson等（1973）在纽约Rochester的研究表明，非白人自杀未遂几乎是白人的两倍。此外，移民和外来的短期访问者自杀未遂发生率比本地人高。目前倾向于认为，并非种族的不同致使自杀率有所差异，而是不同种族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不同造成了这种差异。
２. 婚姻状态与自杀：婚姻对自杀行为具有肯定的不可忽视的作用。美国已婚者自杀身亡率为每年每十万人口11人，从未结婚者为22人，丧偶者24人，离婚者为40人，其中男性为69人，女性为18人，似乎离婚对女性的影响较小，这可能与女性承受应激的能力较高有关。有自杀家族史和社会隔离者自杀率较高，曾有报道家庭成员在不同年分的同一天自杀，被称为“忌日自杀（anniversary suicide）”。自杀未遂者婚姻状态的情况与此相似。
3. 职业与工作：在所有职业中，专业工作者，包括医生、音乐家、法官、律师、保险公司职员等的自杀率较高。过去曾经认为医生的自杀率是最高的，但晚近美国的一些研究表明，医生的年自杀率为36/10万，与25岁以上普通男性相当。相反，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资料表明，男性医生的自杀率可达同龄一般人群的2-3倍。有关研究一致表明女性医生的自杀率较高。在美国，女性医生的年自杀率达41/10万，而25岁以上白人女性的自杀率仅为12/10万，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未婚女性医生的自杀率比一般未婚女性高2.5倍。在医师中，又以精神科医师的自杀率最高，其次是眼科医生和麻醉医生。但医生专业之间的差异正在缩小。
４.宗教信仰与自杀：一般认为信天主教者自杀率低于新教徒(Protestants)、信犹太教徒、不可知论者(agnostics)与无神论者。宗教教义对死亡的认识和态度，宗教徒的社会整合程度等是影响不同宗教自杀率的 主要因素。对我国佛教和道教信徒的自杀情况，目前尚不清楚，但从这两种宗教所持的教义看，其信徒的自杀率似应低于一般人群。
５.社会阶层与自杀：西方学者常根据职业、经济状态、教育程度划分社会阶层。研究发现，处于社会底层（第四、五层）的半技术与非技术工人和处于社会顶层（第一层）者自杀率和自杀未遂率均高于一般人群及处于中层者。
６.居住地与自杀：十九世纪西方国家工业迅速，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当时的统计表明城市自杀率明显高于农村。本世纪60-70年代对自杀未遂的研究表明，城市自杀未遂率高于农村，但有人以农村医疗不方便、一些轻症病人不到医院就诊为由对这种估计提出了疑问。在我国，目前大多数研究都表明农村人口自杀率高于城市人口。
７.精神刺激与自杀：亲人去世，财产损失，人际关系恶化（包括离婚）、失业、政治压力等精神刺激通常是自杀行为的直接起因。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有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因感到迷惘（原来的信仰被事实彻底推翻，新的信仰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受到强大的政治压力、亲人和朋友在政治态度上远离自己而去等原因而自杀。可见导致自杀的生活事件，多具有“丧失（loss）”的特色。Paykel等（1975）研究自杀未遂与生活事件的关系，发现自杀行动前6个月内，生活事件比正常人高4倍，是抑郁症病人抑郁起病前6 个月内遭受生活事件量的1.5倍。事件发生的频度在自杀行动前一个月达到高峰。因此，生活事件与自杀未遂有着即时的和明显的联系。
自杀者的应激类型可能与年龄有关，有研究表明30岁以下的自杀者遭受的应激事件主要是社会隔离、被抛弃、失业、法律问题等为主，30岁以后则以疾病带来的应激为主。
８.社会支持：有效的社会支持，包括客观的支持与主观的支持体验，是应付精神刺激的重要因素之一。许多研究都表明，获得社会支持少者自杀发生率高，处于自杀危险中的个体，如果社会支持少，则自杀的危险大。
９.文化与自杀：在一些文化环境中，自杀被认为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是十分懦弱，逃避现实的表现。而另一些文化环境则鼓励特殊情况下的自杀，如日本认为“武士道”的剖腹自杀是一种勇敢行为。中国传统文化对自杀的态度实际上是多元的，有些自杀行为被社会文化所肯定，甚至受到鼓励，如在封建社会，丈夫去世后的妻子自杀被认为是贞洁的表现；另一些自杀行为则受到社会文化的歧视。社会文化对自杀的不同态度，显然会对自杀率产生一定的影响。
